三、人生的曲折考验我对党的忠诚
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中有进步也有曲折。在我入党以后的40多年中，先后经历了“小四清”、“大四清”之类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伟大历史转折，八九年夏秋的政治动乱，改革开放以后的灿烂辉煌等历史阶段。在党的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可以说是在曲折中进步成长。
我入党以后，先后当过工人、班长、会计、连队干部、支部书记，当过农场的团委书记、党委委员、宣传科长、工会主席、副书记、副场长，可以说是小步快跑，一路顺风。以后一下子又下去做过机修工、驾驶员、供销科长、工业公司经理，再又被选聘为副书记、场长。后来又到南汇当了县委副书记、县长，再至水利局担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以后又当了水务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至巡视员。可以说是坎坷沉浮，大起大落，大落大起；可以说是生命未息，奋斗不止。
面对顺利和曲折，面向工作和生活，我也有过激烈的斗争，有过动摇和反复，有过消极和沉沦。但是，在农场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和全场干部职工的信任和关怀下，最终我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经受住了考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在年担任大队的人保干部，兼任团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还要参加劳动，思想上要求进步，工作上也非常努力。但是，年“小四清”时，我被莫名其妙叫到场部工作队办的三脱离学习班，一搞就是二、三个月。学习、学习再学习，启发、启发再启发，我也搞不清东南西北。最后，一个工作队员，跟我回到大队，打开抽屉，一翻就拿到一个没有拆开的信封，一看里面有6.6元的图书费，是前任会计留下来的。这件事终于清楚了，我也就“解放”了。那时我还不是党员，虽然想得比较简单，但有了深刻的认识，经济上的事哪怕再小、再小，也来不得半点模糊。
年文革开始，我已入党，并担任团委书记。造反派一冲击，我也变成了走资派，还是农场团内最大的走资派。于是，带高帽子、挂黑板、罚跪、批斗、游街等什么滋味都尝到了。那时的我也还是比较单纯，看到许多老干部都这样了，自己委屈一点倒也想得通，只是党的工作停止了，团的工作也停止了，有点想法。总之，当时还没有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大的考验是在80年代初的清查活动。当时我是农场的副场长，而且还干得非常成功，很有成就。因为我在文革后期担任过机关造反队的副队长，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清查对象。当时我有点想不通，我加入造反队是以前的党委书记和场长授意下参加的，目的是增加革委会中干部的力量，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打成清查对象？这时候已经调走的党委书记，也就是祝国亮同志和农场局分管农业的副局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说是已经向领导反映，但看来效果不大，因为政策上是一刀切的。他们希望我要经受住党的考验。当时，我思想上是比较委屈的，但是，总体上还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就是从副场长的位置上下来，恢复到文革前的科级干部吗？干什么工作都可以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好在农场的群众对我很了解，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通了，我就放下了包袱，而且还积极站好最后一班岗。年的5月31日，晚上将宣布我下台，上午我还以副场长的身份参加在新海农场召开的全局棉花管理工作现场会，下午我照样召开全场棉花管理工作现场会，与平时一样看现场、提要求、传达局领导的讲话精神。晚上，开干部大会，宣布我下台，那天没有通知我参加，我却主动前去开会，而且还坐在很前面。这一举动，让很多人吃了一惊，领导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当领导宣布免去我的副场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等决定之后，我站起来要求发言，会场上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但最后还是让我进行发言。我的发言很简单，首先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尔后，我作了4个假如的表态：假如我还能当领导，我一定当一名好的领导；假如我还能当党员干部，我一定当一名好的干部；假如我还能当共产党员，我一定当一名好的党员；假如我只能做老百姓，我一定做一名好的老百姓。我表完态就离开了会场。尽管我感到委屈，但应该讲我还算是经受住了考验。
然而，以后发生的事，让我开始动摇、产生了消极，差一点经不住考验。一件事是，我的爱人当时在连队当支部副书记，被叫到清查小组谈话，要求汇报思想；第二件事是，因没有安排具体工作，我就在小车班开面包车。有一天我开车即将出农场大门时，被值班的纠察拦下来，要我开回去。回到场部就有人叫我不要开车了，原因是你开车撞人怎么办？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次沉重打击，也可以说是精神上难以承受的刺激。当时，我听了以后呆若木鸡，久久没有讲话。呆了一刻多钟，我一个人跑到车库，关上大门，钻进一辆面包车里，一边擦着地板，一边激烈地思考。回想最近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把上面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不就是拿我当坏人对待了吗？想想到农场20年，人党17年，听党话、跟党走，清清白白、辛辛苦苦，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和群众的事，怎么党就不要我了，而且还把我当成坏人。一边想、一边擦着地板，一边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说实话，我成人以后还是第一次流泪。从上午想到下午，想到最后，我作出了换一种活法的决定，别人不喜欢，领导不喜欢、党组织不喜欢，我自己喜欢自己。先是问图书馆借了所有高考复习的书，准备参加高考上大学，后是做好了几百只黄鳝钩子，发挥我农村出来捞鱼摸虾的长处，为家庭增加点收入。
就在这个时候，老领导祝国亮（当时在长江农场当党委书记）打来电话，首先，叫我不要忘记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另外，要我对照三个我非常熟悉的人。
一个是过去犯过错误的人——老场长“赵兴勤”。他是一名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以后任奉贤县副县长，在年奉贤事件中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错误，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案件，受到削职为民、下放劳动的处分。12年以后一直到年才落实政策，到农场当场长；但没有多久，文革开始又被打倒。我从认识他开始就发现，无论是当场长，还是靠边劳动，他一直在生活上乐观豁达，工作上积极向上，没有半句牢骚和半点情绪，从他的一言一行，可以看出他对党的忠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奉贤当了县人大副主任。
一个是遭受反右斗争打击的人——当过右派的董元吉。他曾是长宁区解放以后最年轻的文教局副局长，因为反右的时候讲真话，开会时发表了下属学校里再也排不出右派的言论，领导上说“你这个话就像右派”，会议结束回去后，就真的宣布戴上右派帽子，并开除了党籍。他下放到农场后，虽然沉默寡言，但是在蔬菜班劳动，挑担、坌地、种菜是一把好手；在后勤科当蔬菜管理员，种耔、工具、肥料安排得井井有条，获得了农场系统蔬菜生产的先进，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心。在拨乱反正得到平反以后，他回长宁区当了教育局长。
还有一个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因讲公道话受到牵连的陆华田。她是长宁区团委的干部，年轻而富有才干，反右斗争中为领导说了几句公道话，被上面批评，打入另册；以后曾带领知青到安徽，回来后因讲了一些安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反右倾中又遭到批判。虽然她才华横溢、能力很强，工作非常努力，但在那个年代还是受到长时期的冷落。尽管她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对党和党的事业始终忠心耿耿。年，28岁那年作为为数不多的女青年干部，她参加了围垦，在农场团委书记和党委委员、连队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虽然职务有升有降，但工作热情始终高涨，她意气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批批知识青年，其中也包括了我。后来她调到当时的淀浦河指挥部，在水利局水文总站退休。
当我接到祝国亮电话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当一个普通职工、走捞鱼摸虾的道路，还是做一个好的党员，继续奋斗下去？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对照上面三位同志曲折的经历和坚定的信念，我自愧不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自己的想法太可悲、可怕。我又联想到，自己在做领导的时候，经常要求人家要经得起考验，当优秀的共产党员，怎么轮到自己就瘫下来了呢？更何况，前几天还信誓旦旦地在全体干部面前表示，“假如我还能当共产党员，要当好的党员”。“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计不能食言，我终于斗争过来，要按照自己“四个好”的表态，做好党员，继续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下去。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把几百只黄鳝钩子全部扔到了臭水沟里，把预备复习的书还到图书馆。
接下来我经历一次不小的考验，当时，已经当农场局副局长的沈学行同志和在农场搞毕业实习的农委干部班一批学员（包括后来当崇明县委书记的姚敏宝、青浦县县长的杨宗金），听到我的情况后，都好意地劝我换一个环境，到东风或星火农场当个营长。在那一个时候，从海岛调到南片农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多人都鼓动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而这时候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动摇了，长征农场有我20年日夜相处的群众，只有他们熟悉我、了解我、理解我，我决心要在什么地方跌下去，就从什么地方站起来。为此，对领导和朋友的好意我一一进行了谢绝。
我决心从头做起，从零开始奋斗。由于没有人安排工作，我自己要求到运输队劳动。当初不让我开车，我就学做机修工。那时的运输队，因为“上调”、“顶替”等一些后遗症，人心涣散，很多小青年都不想干活，这就给我创造了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起早摸黑，从做下手开始，整天待在机修车间，为了弄清一只化油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从早到晚拆了装，装了拆。半年多时间，我从一个外行逐步变成了内行，从修发动机到拆底盘、校刹车，从搪汽缸到刮轴瓦、装活塞样样都能熟练地操作。当时常用的小上海和交通牌汽车，我都可以彻底地分解，更换零件后重新组装，俨然成了机修车间的骨干和受人尊敬的老师傅。后来，上面的口气似乎有些变化了，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会开车撞人。我既当机修工又当机动驾驶员，经常白天修车，晚上开车。机动驾驶员没有装卸工，我又开车，又当装卸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我都有求必应，脏活、累活、难干的活、人家不愿意干的活，我都甘心情愿地去干，把人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完成。在运输队的两年时间里，我不仅学到了新的劳动技能，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让我从真正意义上又回到了群众中间，深入熟悉和了解群众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我的努力同样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让群众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我。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踏实和充实，失去的是官衔，得到的是人生的价值及群众的信任和理解。更让我感悟和感动的是广大群众，他们最伟大，最让人信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接纳了我，宽容了我；他们最真诚，最讲情义，在运输队的第一年里他们就要评我当先进生产者，第二年又要推荐我当县人大代表。可以这样说，对于我的人生阅历，那两年的收获不亚于前20年的收获。我要感谢广大群众，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他们。
年的5月31日，我回到场部当供销运输科科长，没多久又当了工业公司经理，也算是落实政策。我原来不想离开那个对我有深厚感情的运输队及那里的群众，但新上任的两位大学生书记和场长，三次上我家门，再三讲现在人才缺乏，希望能够支持和帮衬一把，说得如此恳切，我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人家是诚心诚意“三顾茅庐”，俗话说“三请诸葛亮、四请臭皮匠”，再不应从就有点不识时务了。回场部工作之前，我与他们约法三章，强调我这个人可能越来越难弄，也越来越好弄，原因是已经到过底的干部，什么都不怕了。其实，我的意思是可能要为群众多讲一些话，多代表一些群众利益。他们也答应，可以随时回运输队。我在供销运输科科长和工业公司经理位置上的4年，时刻没有忘记群众，力争把党、国家和农场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
4年中，我脚踏实地为农场领导当好工业改革和发展的参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业生产的全面质量管理，认真负责地搞好工厂的考核考查，热情周到地为工厂的原材料供应、技术进步和改造、产品的推广与销售提供服务，把这些都看作是应该做的和必须做好的工作。虽然我在工业生产方面是外行，但在实践中努力学习，也算是尽职尽力了。我从当供销运输科长的第一天起，拿了三把汽车的钥匙，一把是场部小车的、医院救护车的、一把是运输队机动车的，只要我在农场，晚上和休息天有什么急事、难事，比如职工从上海回来，公共汽车没有赶上；医院要送危急病人；职工需要搬东西等，需要出车的，我一听电话就及时赶到，说到哪里就到那里，要等多少时间就等多少时间。
为此，职工群众也很支持我、信任我。在年县人大代表选举时，我以全场最高的票数重新当选。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从我到农场至离开农场的30年时间里，农场的历届县人大代表除一届外，其他都被农场选区的群众推荐选上了。
年在当时农场局领导罗大明的推动下，农场局搞干部制度的改革，决定长征农场作为试点单位，在实行场长负责制的同时公开竞聘场长。开始我以为是装装样子、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动心。后来局干部处长问我，为什么不报名？我就问他是真竞聘还是假竞聘？他很坚决地回答，当然是真的，但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后来，局党委书记罗大明亲自来动员，在全场干部大会上讲，竞聘那天当场宣布得票数，得票多数者为场长候任人。动真格的这场动员会，打消了我的疑虑，又在许多群众的鼓动下，我才在最后的时间里去报了名。
报名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对待，经过认真的思考，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写好了竞聘会上的演讲稿，题目是“假如我是长征农场场长”。主要讲了：参加竞聘的目的，提出办场的指导思想和发展与改革的具体方针，提出三个发展目标和四项措施。在结束时，我表了三个态度：一是甘愿做一颗改革道路上的铺路石子，甘当全场干部、职工的公仆；二是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在改革中犯错误；三是当场长，就当一名好场长，不当场长也要当一名好科长、好干部、好党员、好职工。这篇演讲稿全文余字，我演讲了20分钟。由于我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熟悉工农业生产和充分了解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发言结束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我以绝对多数的信任票胜出。局党委书记罗大明，当场宣布我为长征农场场长的后任人，并表示回上海经局党委讨论后下发文件。
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改革的潮流把我又重新推上了农场的领导岗位，成为实行场长负责制以后的第一任场长和农场局系统第一个民选场长。
在以后的4年多时间里，我时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心中不忘多名干部职工的重托，牢记自己在竞聘会上的发言和承诺，为农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改善，做了一些应该和必须做好的工作。
一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面向市场，开拓发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工业产品。上任以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我立即带领人员连续不断地开展市场调研和与相关科研单位进行艰苦的谈判，我们经常过着“马不停蹄坐火车，日夜兼程啃面包”的生活。精神所至，金石为开，我们艰苦和坚韧的精神终于赢得了上海橡胶研究所、计划生育研究所、激光研究所和南京林科所等科研单位的合作诚意。在这个基础上，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撰写了3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很快被农场局批准实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融资、设计和建设，银杏叶提炼黄酮甙项目投产，进而与信谊药厂联合投资成立药厂，生产以黄酮甙为原料的“百路达”等药品；长效避孕埋入剂项目经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正式投放市场，后来又进入国际市场；全息激光印刷项目成功，后来成为公安部身份证定点印刷厂之一。目前，在农场大多数工厂不景气倒闭的情况下，这三个厂不仅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生存至今，而且在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每年仍有丰厚的利润。
二是深化农场改革方面。在完善场长负责制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首先是，充分发挥职代会的作用，加强民主管理，做到“重大决策、重大投入、重大政策”三个透明，并通过职代会的批准。其次是，在农牧业生产方面，根据农村承包到户的形势和农场知青大量回城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步进行完善，使农业成为盈利的产业。第三是，底至年初，在农工商系统率先进行了机关科室内部竞争上岗的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实现了场长负责制以后的配套改革。
三是生活福利方面。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为职工谋福利。在竞聘演讲时我说过；“不为群众谋福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并公开应诺了三个方面的生活福利目标。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决不能食言，我努力地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工资奖金上，除了第一年外，基本上在剔除物价因素后，每年增加多元的幅度。办三件实事，沼气、液化气，场部的水泥道路和全场的闭路电视都提前得到实现。蔬菜供应问题，通过在政策上鼓励各单位办好蔬菜班，解决供应源头；办好蔬菜市场，畅通主渠道；号召全场干部职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好自留地等措施，很快得到了解决。当时，我自己也以身作则，起早摸黑种好自留地，最多的时候种过一亩，一直种到年底离开农场。
我当场长的时候，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因为我所熟悉的基层老领导教育我这样做，广大干部职工要求我这样做。所以，我经常对群众宣传，当场长就是为群众服务，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我家里的电话是公开的，干部职工有什么难事、急事，我总是随叫随到，下水道堵塞了，我去帮忙疏通；屋顶水箱漏水了，我去帮忙修理；自来水没有了，我去解决；有时连夫妻吵架也去调解。当了场长以后，我没有把三把汽车钥匙交出去，继续把晚上和休息天的义务驾驶员做好，而且力争做得更好。有人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编成顺口溜：“，摇铃就来”。好在我当过当过机修工、驾驶员、人保干部，对群众的琐事还能对付一下，再加上大家住在一个农场，路不远，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有条件，群众的事都应该去及时解决好和做好。
我为党和群众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却一直对我关怀和支持，给了我很多荣誉，农场干部、职工和市总工会推选我为首届上海市总工会“百佳公仆”；年又当选为崇明县人大常委。可能是因为我是农场系统第一位民选场长，可能是我是首届上海市总工会“百届公仆”，也可能是某个领导的推荐，总之是一个机会，年我被市委组织部推派到南汇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踏上了新的征程。
我从年11月15日到农场报到，至年11月14日市农委将我调离农场，整整30个年头，我始终将老党员、老领导、老同志身传言教牢记在心，并且身体力行。在30年里，无论干过什么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从来没有向党组织提出过半点要求，总是努力去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每一个岗位上的每一项工作做好再做好，让党组织满意，让群众满意。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是高兴还是沮丧，欢乐还是委曲，我始终热爱党、相信党、相信群众，始终不忘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在那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我付出了青春，付出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如今回顾起来，我并不感到半点后悔，我为能在长征农场这块土地上奋斗30年而感到十分荣幸，我为30年来自己所付出的一切而感到人生非常充实，我为自己拥有这样一段经历而感到无比自豪。
感谢哺育我成长的长征农场——我亲爱的第二故乡！感谢始终信任和关怀我的广大农场的干部和职工！感谢为我树立光辉榜样的一批普通而又伟大的共产党员！
（汪松年，先后担任长征农场场长、南汇县县长、市水务局副局长、上海市水务局正局级巡视员、上海市水利学会理事长和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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